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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的英雄故事
爱国反清、用流血牺牲促进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女英雄。她的精神感人,她的英名永存!
秋瑾于1875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秋嘉禾,父亲秋寿南都曾为清朝官吏。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拒绝退避,临危不惧,英勇就义于她的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轩亭口。如今,在她的牺牲地高高地矗立着秋瑾烈士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建有秋瑾烈士墓。先生曾亲笔为秋瑾题词:"巾帼英雄"。总理生前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优裕欢乐中度过童年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后又自称"鉴湖女侠"。
秋瑾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日,由于清朝的腐败、卖国,亿万中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苦痛深渊,民不聊生,国家日渐衰败。由于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时期。
秋瑾兄妹四人,兄长秋誉章,字徕绩,妹秋闰呈(后改称名呈),字佩聊,弟秋宗祥(后改为宗章)。
秋瑾稍大即入家塾,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但她爱读的却是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在翻阅"闲书"中,使她看到"子曰诗云"之外的新鲜世界。她特别仰慕的是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在很小的时候就写过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她为明末两位女中豪杰秦良玉、沈方英写的诗作《题芝龛记》中的两句。她从小不仅仰慕英雄豪杰,进而还立志要做英雄豪杰那样的人。
秋瑾从小聪颖,她念过的诗词过目不忘,祖父和父亲都惊喜不已。祖父秋嘉禾那时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为官,每每下堂回来,看到秋瑾小小年纪,抱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吟读不舍,有时,秋瑾还捧着自己作的小诗给爷爷看。爷爷坐在太师椅中,捻着长长的胡须,欣赏着孙女的吟唱,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父亲秋寿南也为女儿惋惜说,"阿瑾若是个男儿,考(科举)起来不怕不中。"
秋瑾虽是女子,但自幼身带豪气,喜好习武。爷爷秋嘉禾60(1890年8月)的时候告老还乡,从福建回到浙江绍兴。那时,秋瑾15岁。还在福建的时候,秋瑾就听母亲说舅父和表兄都精通武术,回到绍兴以后,她天天缠着母亲要去舅舅家。秋瑾终于如愿到了浙江萧山舅舅家,向舅舅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习武非常不易,因为秋瑾也和其他女子一样从小缠了脚。每次习武下来,裹脚布上渗满了鲜血,疼痛难忍,但她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便咬紧牙并坚持下来,从不疼叫苦。还是刚学骑马的时候,秋瑾由于心切求胜,一不小心,两腿一夹马肚子,那马向前猛一窜,秋瑾就从马背上摔下来,来了一个前滚翻。虽然疼痛难忍,倔强的秋瑾害怕舅舅再不让她骑马,就咬着牙关连声说“一点不疼”。回到家里,秋瑾每天闻鸡习武,挥刀舞剑,骑马驰骋于山野之间。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她练就的本领,还真用上了派场。
秋瑾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中度过童年的,但使她终生痛恨又无奈的一件事是缠足,是旧礼教旧习俗害了她。她从中也深切体会到,妇女们要觉悟起来,向封建旧礼教宣战,在社会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痛苦事又向她袭来,命运向她又一次发起挑战,但她仍然是胜利者。
黑暗樊篱中苦索苦争
秋瑾本是一位性情豪爽,热情奔放,有着远大志向的女子。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896年5月17日,由父母包办秋瑾嫁给了一个胸无大志的纨绔子弟王子芳。
1894年,秋瑾20岁时,她的父亲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任厘金局(税务局)总办。湘潭有一个叫王黻臣,是当地一个富商,开有当铺、钱庄、茶号。秋瑾的父亲本来就与王相识,来到湘潭又经常来往,成了莫逆之交。一天,秋寿南的好友李润生来到秋家,满脸堆笑。原来,他是受王黻臣之托为其儿子王子芳给秋瑾提亲的。王子芳比秋瑾小4岁,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父母欢心"。秋瑾的父母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认为两家门户相当,就把秋瑾嫁给了王小芳。秋瑾对王子芳并不了解,也不愿嫁给王子芳,秋瑾曾提出:"我为什么要嫁他?"。但是,当时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秋瑾只得从命。
秋瑾所嫁的丈夫王子芳曾读过书,但胸无大志,只知吃喝玩乐,随波逐流。而她的婆婆也是思想顽固,性情暴躁,对秋瑾要求非常苛刻的人。结婚以后,秋瑾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去向婆婆请安,一举一动都要严守家规,稍有不慎,婆婆就要当面指责。
秋瑾本是性情豪爽,心怀大志之女,无奈嫁给一个家富却无志,庸碌且无能之夫,犹如一条欢畅奔腾的激流被婚姻的堤坝禁锢成一潭水,又如一只欢乐的小鸟被困于樊笼而每日长叹。秋瑾在写给大哥的信中曾说道:"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千语者,惟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脑筋"。秋瑾还在《精卫石》中借主人公黄鞠瑞之口,抒发了对婚事的不满:"有个财主苟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公子今年十六岁,闻言相貌尚堪增。闻我家大**多才貌,特请了魏大人君之做媒人……。大**亦是多烦恼,曾把微词柬母亲。太太因为苟家富,无百爱惜女儿身,回言自己休多管,做主还须父母亲,岂有自己休不怕,三从古礼岂无闻?**始此生了气,终朝至夕不欢欣。"
秋瑾在王家每日彷徨苦恼,犹如困兽。
1899年戊戌政变后,王子芳花了上万两银子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于是,全家搬到了北京。王子芳整天忙着迎官拜客,极尽阿谀奉承,还结交了几个贝子、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酒醉如泥,甚至彻夜不归。秋瑾与夫越来越疏远冷淡。一天晚上,王子芳让秋瑾备宴请客,结果他自己却出去吃酒去了,秋瑾十分生气,苦恼烦闷之中,就带上仆人到戏园看戏去了。她第一次女扮男装,回到家里,王子芳竟然伸手打了秋瑾,她愤然离家住进了泰顺客栈。其实,自到京城,秋瑾就想冲出家庭的樊笼,为反对封建,振兴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好说:“人生处世,当医济艰危,以图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1901年9月7日,西太后逃往西安,不久,为了苟和图安,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更加沦为殖民地。秋瑾早就读过陈天华等人的文章,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都对秋瑾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反对封建,推翻清朝统治",秋瑾已明确认识到,人生必须走这样的路。
到北京后,秋瑾还结识了几位进步女性,再加上她经常用心读报读书,思想境界大为开阔。对秋瑾影响较大的是与她拜为姐妹,义结金兰的吴芝瑛。吴芝瑛是一位正直而富有爱国心的妇女,她的丈夫廉泉曾参加"公车上书",后在上海开:“开明书店”。吴芝瑛非常支持秋瑾从事妇女解决活动,组织了进步妇女"谈论会",经常聚会谈论天下大事。秋瑾还结识了一位日本妇女--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秋瑾从服部夫人那里了解了许多日本的情况,她还决定到日本去留学,探索人生之路,探索报国之策。她认定,只有出国留学,才能突破牢笼,才能自立自救,才能施展抱负,才能拯救祖国。
秋瑾终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由苦索苦争,奔向反封建的革命之路。秋瑾为表示决心还毅然脱掉了女儿装,坚立男儿志。服部夫人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中写道:"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刻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巾帼英雄的风采跃然纸上。
为推翻封建矢志不移
心怀大志,反清爱国的秋瑾,在封建樊篱中苦索苦争8年,终于走向了一个广泛的天地,成为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
1904年2月,在秋瑾赴日留学前夕,几位女友在京南陶然亭为她饯行送别。秋瑾不禁忆旧抚今,感慨万千,写下这样的诗句“梁携手处,千里暮云横”。1904年3月,秋瑾与好友服部夫人到上海,回绍兴拜别了老母,毅然登上了轮船。临行前,她特意到像馆拍照了一张身着男儿西装的照片,成为历史的纪念。1904年6月28日,秋瑾与服部夫人在上海乘上"独立号"轮船,7月2日船到日本神户,4日乘火车到达东京,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彻底走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人生之路。
在东京,秋瑾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繁荣的资本主义景象,心中燃起对祖国无限的希望。她首先投入了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到青山实践女校清国女子师范学习。为了专心学习,她把女儿寄养在友人家中,后来又忍痛割爱,让女仆把孩子送回了国。她望着心爱的小女儿,牵着陌生人的手消失在茫茫的大海,心潮澎湃。毫不留恋地放弃,毅然绝然地追求,开始了她革命与奉献的人生旅途。
秋瑾在日本留学时间仅仅两年。在紧张艰苦的学习的同时,她尽一切可能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尽己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了爱国反清的革命活动。
一到日本,秋瑾就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无论是浙江同乡会,还是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她一次不落,不仅参加,还登台慷慨演讲,滔滔不绝,热情真挚,使听者感动万分,热泪盈眶。时间不长,秋瑾就成了留学界的知名人士。她与许多革命人士,著名人物,如浙江籍的鲁迅、陶成章,湖南籍的宋教仁、王时泽,广东籍的何香凝、冯自由等有过不少交往。秋瑾素有辩才,一到东京就参加了"演说练习会"。她和大家一起认真探讨演讲的技巧与主题,把演说当作宣传革命的武器,宣传革命,提倡反清。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还积极参加反封建反清的革命活动。1904年中秋节,秋瑾参与创办了《白话报》正式出版。这是一张用通俗的白话文,主要面向国内大众的报纸,其宗旨为,倡导思想解放,主张爱国反清。秋瑾署名"鉴湖女侠秋瑾";,发表了不少文章。
秋瑾认为,爱国反清必须联络群众,广交爱国志士。她一到东京就积极参加了各种社团组织的活动,成为活跃分子。当时有一个留日女学生组织了一个"共爱会",但人数少,活动少。秋瑾明确提出"反抗清廷,收复中原"的口号,将"共爱会"改组为"实行共爱会",这是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秋瑾就是此时将秋闺瑾改为秋瑾的。1904年10月下旬,秋瑾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乘车来到横滨参加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秋瑾被封为"白扇"(军师)。"三合会"是一个秘密的反清团体,入会时要举行秘密而复杂的仪式,要把头放到一把钢刀上宣誓,还要跳火盆,饮鸡血酒,会员之间说话,走路都有暗号。1905年初,秋瑾完成了日语研习的学业,因为钱将用完,决定回国筹措学费,在向一个亲戚陈义辞行时,正巧碰上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缔造者之一陶成章。秋瑾对陶早有耳闻,陶也听说秋瑾是留学女学生中一位著名的绍兴人。两人相见谈得很投机,秋瑾即提出参加光复会的要求。陶一开始有点不以为然,并说:你一个女人家,舞刀弄枪不合适。秋瑾听了当即拔出腰间的倭刀,乘着酒兴起舞,在座之人大加称赞秋瑾不愧为"鉴湖女侠"。陶成章后来不仅介绍秋瑾参加了"光复会",还向她介绍了光复会在国内的两位首领蔡元培和徐锡麟。后来,秋瑾回到绍兴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依靠的当地的光复会等秘密会党。1905年春,秋瑾回国筹措学费,在上海见到了蔡元培,回到绍兴又找到了徐锡麟。由于有陶成章的介绍,徐锡麟亲自主持了秋瑾加入光复会的仪式。仪式非常隆重而秘密,刺血并宣誓:"光复汉族,还我江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8月20日,领导的同盟会正式成立,之后半个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在黄兴的寓所庄严宣誓:"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比,任众处罚!"秋瑾由爱国反清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秋瑾是浙江籍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浙江主盟人。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苦难的祖国。
血溅轩亭口英名千古
秋瑾是怀着献身国家,誓如归的决心回国的。
在秋瑾赴日留学期未满之时,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当时,清政府已内外交困,得知等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宣传革命,非常恐慌,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8000名留日中国学生立即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并组织敢队与日本政府交涉。秋瑾担任了敢队队长,坚决主张回国。1905年12月25日,秋瑾登上自横滨开往上海的"长江号"轮船毅然回到上海。她满怀激情,视如归,决心大干一场。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秋瑾在给留在日本的友人王时泽的信中也说:"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必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回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之全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地。"她还以为当时没有一个女子为拯救祖国而献身是女界的耻辱,说:"吾自庚子以来,正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恋吾所不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秋瑾已决心献身革命。
1906年初,秋瑾穿一件紫色白条子和服,腰佩短刀,头发盘顶走进家门时,小弟宗章竟认不出她了,母亲望着女儿平安归来喜出望外,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回到绍兴以后,在徐锡麟、陶成章介绍下,秋瑾先在明道女校教体育,1906年3月又到吴兴县南浔镇浔溪女校教日文、卫生等课。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仅两月,却结识了3位挚友。当秋瑾向学生讲述外面世界的情形,讲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道理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秋先生,有一个叫吴珉的学生却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当秋瑾了解到,吴珉原来是一个童养媳时,二话没说,拿上钱就去为她赎身。后来,吴珉一直跟随着秋瑾;秋瑾牺牲之后,她毅然更名为吴惠秋,带着秋瑾交给她的秘密文件离开绍兴参加了革命。秋瑾还与浔溪女校的教务长徐自华(字寄尘)和她的妹妹徐蕴华,字小淑(秋瑾的学生)结为生之交。在秋瑾最后的两年里,徐氏姐妹给了她许多温暖与慰藉。有一次,秋瑾得了重病,是徐氏姐妹日夜看护。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一诗中,秋瑾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在秋瑾牺牲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修造了坟墓。
秋瑾关心学生,宣传妇女解放,宣传革命思想,受到师生爱戴,却遭地方顽固势力增恨和攻击,因而,她毅然辞职离开了浔溪女校。
秋瑾为了更好地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特别是妇女的觉醒,她到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经过艰难努力,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问世,但由于经费难措,1907年3月4日,《中国女报》出版了第二期后就被迫停刊了。
为了办《中国女报》,秋瑾曾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她曾四处奔走,亲自筹款,并在《中外日报》上登载《征股广告》,计划集股金一万元,但结果只有四、五个人入股。她的好友徐自华捐助了1500元。无奈之中,秋瑾想了一个办法,去湖南湘潭向夫家诱款。当时,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在北京,其父见秋瑾回来,以为她回心转意了,要与其子破镜重圆,也为了王家的面子,就给了秋瑾一笔不小的款子,但最终还是办刊失败了。
19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匿居在朋友家中的秋瑾,突然有人来访。来人是未曾见过面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带来了徐锡麟的亲笔信,提出共同筹划武装反清起义。秋瑾非常高兴,立即备酒待客,酒逢知已,长谈彻夜,一致以为武装反清的时机已到。王金发这次来是受徐锡麟之命,请秋瑾主持绍兴大通体操学堂,负责浙江会员的领导工作,徐锡麟去安徽开创革命局面,两省配合待机进取南京。
秋瑾不久返绍兴,以大通体操学堂为依托,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员,准备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正当秋瑾积极筹划起义一切即将就绪时,传来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被杀的消息。
1907年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的消息。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预感到自己也将为国捐躯。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在一次同乡会上,有一个年长秋瑾十几岁的同乡胡道南声言,不赞成革命,反对男女平权。秋瑾气愤之极,当面骂他是"人"。就是这个被秋瑾骂为"人"的胡道南,从大通学堂学生口中得知,秋就将在7月19日发动起义,他将此消息密告了杭州知府贵福,贵福连夜报告了杭州的浙江巡抚张曾扬。7月11日,张曾扬从杭州派了300余清兵去绍兴抓捕秋瑾。12日,有学生给秋瑾送来消息,请她躲避,秋瑾非常镇静,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她组织大家把大通学堂的隐藏起来,然后命令学生各自分散。
7月13日一大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来到大通学堂门前,看看四周无人才小心地进了院子。原来是化了装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是特意来告诉秋瑾,清兵已过钱塘江,催她赶快离开绍兴。秋瑾只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王金发无奈,给秋瑾留下一支手枪,与秋瑾挥泪而别。
秋瑾视如归,决心为反清爱国,唤起民众而献身。秋瑾被捕以后,她最后写下的一句话是:"秋雨秋风愁煞人"。在审讯她的时候,她只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对革命的活动一字未说。最后她说“革命的事不必多问,要杀要剐随便吧!”
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2003年,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的故事片《少年英雄》,在儿童中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和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抗日小英雄海娃的故事。海娃是一个放牛娃,也是一名儿童团团长,他负责给乡亲们报信,每当鬼子进山的时候,他都会及时推倒报信树和稻草人,乡亲们看到后就立即转移,一点吃的都不会留给鬼子。有一天,爸爸交给他一封鸡毛信让他送给八路军的张连长,海娃想了想,选了一条安全的路出发了,没想到迎面碰到鬼子也走这条路,海娃担心鸡毛信被鬼子发现,他灵机一动,用布条将鸡毛信绑在羊屁股上,然后继续前进。鬼子抓住他问他是不是小八路,海娃说:“什么,我不懂!”,鬼子没办法,就抓海娃一起走。到了晚上,鬼子们都有被子盖,而海娃只有稻草,什么吃的都没有,好可怜!海娃趁鬼子睡着后赶紧跑,可是第二天又被抓回来,再跑,还是被抓了回来……
海娃一路与鬼子机敏的斗志斗勇最后他以熟悉的地形摆脱了鬼子们:鬼子们一开始抓着海娃和他们一起上路。一开始敌人进了埋伏圈踩了好几个地雷,使鬼子军心大乱,海娃这时候灵机一动想处一个点子。提出了一个路线并且自己带路们就在这时逃离了鬼子,而且把鬼子带进了伏击圈,鬼子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娃在逃时手被打中了一枪但还是有惊无险的把鸡毛信送到了张连长手里
张连长接到鸡毛信后立即命令一排长带领民军攻打鬼子老家,鬼子们最后无一幸免。可却不见猫眼,最后战士们发现猫眼躲在一个被炮火轰炸的废墟下用一个桌子挡住身体,但还是被骁勇善战的人民战士发现了。这次鬼子司令部被端,猫眼被生擒龙门村,和张家村从此不用再过被打劫抢烧的日子了。
海娃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小八路,他就这样用他那灵敏的头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大任务。
大辫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清朝吗 古代人们都接纳吗
不对,秦朝就已经有男人编辫子的习惯。
陕西兵马俑的发型全部都是编辫子,只不过秦朝灭亡以后。代之而起的汉朝是崇尚楚文化,所以编辫子的习惯渐渐就消失了
回答者:Asclepios_83 - 举人 五级 7-31 15:15
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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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捍卫头上之发,誓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mop.com、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mop.com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mop.com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mop.com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mop.com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mop.com制度的天津,mop.com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这是清中央mop.com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X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mop.com大总统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7〕
临时mop.com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7月12日,北洋mop.com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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